每个人都有欲望,都有理想,无可厚非。但是当一个人有了不切实际的欲望,甚至忽视底线,意图通过卑劣的手段实现时,就成了野心。
这不是什么好词,结果某些人还冠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气概,一直在将其褒义化。古人早就将其定义了:野心,如野兽之心。
功利化、实用主义等等,说白了还是十九世纪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那套东西在作怪。
这一切都是从百年前那个风雨飘摇的旧时代开始的。自从严复翻译《天演论》开始,那书表面上是赫胥黎在讲生物进化,实际上却是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
当在战争和外交中屡战屡败的国人,忽然发现这个理论足以解释国家惨遭列强蹂躏的原因,优胜劣汰,落后的就一定挨打。
于是乎举国上下,都信奉强权和实力就是公理的逻辑,认为只有在国力竞争中居于上游者,才能实现复兴,站在“食物链”的顶层。这种理论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清末安徽的一个叫胡嗣穈年轻人给自己改名“胡适”,意为“适者生存”。
然而我们本有的文明就一定弱吗?封建体制上的失败能代表这个延续了五千年的文明不可救药吗?
让一个农耕文明去PK一群以强盗行为延续了几百年的文明,失败后被迫走向近代化,然后就说这个文明已经腐朽没落,这合理吗?
当某一天强盗们发现这个国家已经发展到可以和他们掰手腕的程度,习惯了当“老师”的强盗们这才明白,原来在这个工业化国家骨子里一直延续的古老文明才是最致命的武器。
重“权力”而轻“权利”,信奉“大国博弈”中“零和游戏”的规则。表面上穿汉服汉甲,嘴里讲着中国文化如何,心里却对旧时代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深信不疑。
吴安全和金凯军的事,其实就是两个有着满族血统的现代人,因为遇到赵新而来到十八世纪,渐渐被激发出了野心,妄图通过改良主义走中间路线,谋求权力最大化的过程。
其实这也无可厚非,可是他们最不该做的,就是把手伸向了赵新的家人。今天能拿着个对付赵新,明天就能对付所有穿越众。然而不是每个人都有那么大的欲望,大多数人只是想拿到一份不菲的收入,回去过自己的小日子。
赵新这几年在北海镇做的最为人称道的一点,就是一直遵循着不害自己人,谁有什么想法都可以摆到桌面上畅所欲言。赵新很清楚,对于管理如此庞大的领土,他的能力远远不够,需要志同道合的伙伴。
然而吴安全的做法会危及大家的收入来源,所谓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而对陈青松和于德利那样的人,断其理想更甚于断财路。于是穿越众们自然就做出了选择。
混混儿金三从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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