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唐朝的均田两税全部翻了出来。
大臣论事喜欢用两个字。故事,也就是故例。
史上司马光未全部保守之前,与刘恕认为均田制是唐朝实际制度,司马光甚至公开称为均田法。这是才开始的司马光,包括在王安石上台之前,司马光态度能算是激进派。
大多数士大夫则不认为唐朝田制乃是均田制,而是口分世业,天宝以后。口分世业因兼并坏之。其中有欧阳修,曾巩,朱熹。朱熹认为唐朝不是均田制,仅是口分世业,均田法其次的办法,近似于井田制。
郑朗与司马光交谈时。司马光还没有自己的想法,但有了刘恕与欧阳修。
为什么要提他们,一个故事,两种态度,有故事,那么在宋朝就能推广,均摊田亩,反对兼并。若是唐朝没有真正实行,这个均田没有故事。缺少理论根据,就不能真正的平均分配给农民。
两种结果相争,又出现一种新的温和说法,苏氏兄弟的均税,均田赋税非是将耕地平均分配,再按照耕地面积征税,而是按现有土地来纳税,不制止兼并,也不是将土地授受给农民。理论有元稹的《均田状》。还有陆贽的奏文。说均田仅是为了均税,田只是税的基础。授田就是保证税收的来源,使国家有稳定的收入。柴荣也赞成陆贽的说法,诏书说普行均定,求适重轻。
其实这三个说法都是错误的。
唐初实施均田制,本义就是均摊田地,使百姓人人皆地可耕,国家有税可征,地是基础是核心,税是地的产物。
但屈于不能得罪天下所有jīng英,实施了,仅是局部实施。一度府兵的强大,也与这个局部实施有着很大的关系。为国家,应主动地出台各种政策,阻止这种兼并的蔓延,而非是鼓励。
可强行实施均田,那是不可能的,而且兼并是内核,立国一久,兼并必然大肆泛滥,这也是唐朝局部均田制败坏的原因,不仅是人口增加,一旦国家无多少无主之地分配后,不管人口是否增加,均田制全部成为一纸空文。国家所做的只能诱导。例如让他们看到比田地更大的回报,道德上怦击大肆隐田兼田或者高利贷。在唐朝实现不了,一是商业不发达,二是豪门势力太强盛,连国家都敢藐视,但在宋朝却可以勉强做到,尽管宋朝的官地比唐朝更少。不过终不是彻底的解决办法,郑朗也想不出来。
司马光在议定均税之前,将师徒之间的对话写了一篇札子,递到中书,名曰《齐州行知与君实论均税札子》。
无论再腹黑,司马光也不好意思抢郑朗功劳的。
然后议定均税。
郑朗说政令务必要简便,司马光于是先从简便着手,先就是地,各种各样的地,原来能有上百等耕地,于是按其收成,以及投入一一划分,不问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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